采编：傅碧涵、宋越（实习生）
经济学家近日就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话题对话了浙江大学文科 教授李实，以下为采访全文。
经济学家圈：对于共同富裕，很多学者都在谈收入差异，也有学者谈到我们要看消费差异，您怎样看待共同富裕及其标准？
李实：共同富裕的涵义有很多，它更多考虑的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民生相关，所以共同富裕就不仅仅是收入和消费的问题。收入和消费固然影响民生，但除收入之外，还有财产因素。因为现在大家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仅靠收入还要靠财产。所以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 变量是收入，第二变量是财产，而第三个变量是公共服务。我们现在并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而是作为社会化的生活和生产过程，所以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也直接影响民生，对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影响越来越大。
综合来看，实际上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影响民生状态的变量主要是三个， 是收入，第二是财产，第三是公共服务。实现共同富裕一方面要提高这三个变量的水平：收入要更高，财产要更多，公共服务要更好，另一方面要提高这三个变量的分享程度：收入差距要更小，财产分配差别要缩小，公共服务要更加均等化。
消费和收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决定消费。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影响消费，比如对某些人而言，财产也决定消费。虽然一段时间内一些人可能没有收入，但是他们有存款等财产来维持消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消费只是生活水平的一种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它只是结果，并不是生活水平很重要的决定因素，即我们的生活水平既在消费中体现，但并不是完全在消费中体现，生活水平还有其他的体现方式，比如看病就医所能够享受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服务等，这便不是消费的问题，而是公共服务的问题。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收入实际代表的是我们选择空间，收入决定我们能做出怎样的选择，是消费还是投资，那是选择的问题，而消费只是选择的结果。
因此我并不主张用消费代替收入，收入仍然是比消费更好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因为只有有收入才有选择消费的可能，或者它决定了消费的潜力，而潜力能否变成实际的消费，是个人的选择结果，我们不能用选择的结果代替选择的能力，这是我对收入比消费更好地衡量贫富差距的理解。
经济学家圈：征收遗产税可能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习惯，你怎样看待征收遗产税？
李实：首先，这不是文化习惯的问题。虽然中国过去确实没有征收过遗产税。但在部分发达国家，他们在发达之前也没有征收遗产税，所以有没有遗产税很大程度上不是文化习惯的问题，更多是发展程度的问题。如果发展程度比较低，那每一家的遗产或者财产都很少，收入只能解决基本的再生产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遗产税是很正常的情况，而且遗产此时也并不构成影响代际差异的重要因素。
所以遗产税主要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发展水平，第二就是在进入比较高的发展阶段后，财富的分配差距或者贫富悬殊的程度。如果财富悬殊不明显，遗产税的征收就并不重要，遗产本身不会影响下一代的发展机会，不会带来更多的差别，不会带来贫困的代际传递。
而且遗产税，也是新生的事物，发达国家也是最近几十年才开征遗产税。所以作为新生事物，它和时代的发展、时代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和历史传统并没有特别的关系。它更多的是一个公共选择的问题。
经济学家圈：您认为当前我国是否有征收遗产税的必要呢？
李实：当前富二代的问题变成一个热点话题，社会上的富人也越来越多，而且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也十分严重。
对于遗产税，我认为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征收遗产税，即使在开征遗产税的国家也是征相对遗产较多的人，真正能够达到征收标准的人，在社会上还是很少一部分，所以遗产税对一般老百姓来说无关紧要。而遗产税本身有多种形式，我们要研究如何划定征收的范围，如何确定起征点、税率以及抵扣的问题，所以遗产税实施后到底能带来怎样的影响，取决于遗产税设计的本身。而且有遗产税也不必然把富人吓跑，主要还是看遗产税的设计与制度安排。
经济学家圈：您在最近的论文当中提到了乡村振兴，而社会上普遍认为农村到城市去，也即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但是城市的资源是否应该再回到农村去，如果要回去的话，他怎样回去？
李实：农村发展的关键之处在于城乡融合，城乡融合不能只是单向的要素流动，不能只有农村的劳动力流出去，农村的存款流到城市里，农村生产的各类农产品流向城市，这些都是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现在要形成双向的流动，农村本身也需要发展产业，农村还有很多人口也需要服务业，需要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所以农村也需要大量资源流入，而不能只是对城市做贡献，城市也要有资源流向农村。当然，不是城市资源不愿意流向农村，而是受到各种制度和*策的限制，流不进去。
现在 的问题是农村的土地制度，资本进入农村要有落脚点，但农村的土地受到各种各样的管制，耕地、林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农村的土地实际类似于孤岛，资金难以进去，投资办企业受到限制，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农村无法提供土地，在农村投资建厂便是空中楼阁。
所以要解决农村的问题就在于要把土地盘活，让土地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得到优化配置。如果农村的土地制度不改革，农村便很难真正做好招商引资，就不能创造就业机会。具体而言，我们对耕地、林地可以继续限制，但对于宅基地可以适当放宽，因为年轻人出去后很少愿意回来老家，宅基地很多处于空闲状态。
所以在讨论农村时，关键要把土地盘活，盘活土地之后便会有大量资本流向农村，资本的流入会带动人才的流入，这样农村的产业就可以得到发展，农村的服务业也能发展起来，而人才的进入会对公共服务有要求，从而公共服务也可以发展起来，从而实现“一活百活”，但现在是“一失百失”，所以现在乡村振兴的破局点要放在盘活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