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伊爱莲（IreneEber）是以色列汉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她的学术研究注重跨文化视野下的思想史与文化史，于中犹之间跨文化交往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窥，亦能成一家之言。作为纳粹屠犹的幸存者，她还撰有回忆录《抉择：波兰，—》，追述了童年时期的创伤经历。此书不仅对研究大屠杀记忆和犹太身份之间的关系有重要价值，它所流露出的种种态度更是辨析她的治学取向、理解她的学术选择的一把钥匙。当前，海外汉学已成为国内显学，海外汉学自身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脉络也是不可忽视的。探讨个体经历与学术取向之间的关涉，往往令人兴味盎然，却又嗫嚅而止。一方面，将由个人经历形成的观点、视角和情感运用于研究对象，具有无法否认和毋庸赘言的正当性，甚至可以成为推陈出新的枢纽。但另一方面，刻意凸显二者间的联系，既容易造成主观性盖过客观性的印象，从而影响受众对研究成果的信服与接受，又触及学者治学心路历程的最初动因和终极关怀。于是，一旦涉及这种联系，人们宁可被责备为迟疑不决，也不愿勇于冒险。上述观察也许能够解答这个问题：犹太人在海外汉学家中为数众多，但为什么中外学者迄今为止极少去探究犹太身份对中国研究的影响？朱政惠编著有《史华慈学谱》，这大概是为数不多的用中国传统的谱牒学方法撰写的西方汉学家的学术年谱，不啻是对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显赫学术地位最雄辩的反映。此书认为，在评价史华慈的中国学成就时，他的犹太人身份是应当注意的一个“关节点”。史华慈本人无疑会赞同这个观点。在一篇纪念列文森（JosephR.Levenson，—）的文章中，史华慈坦言，他和列文森的犹太人身份是两人与中国产生深刻共鸣的关键：[列文森]对现代中国人与其文化遗产之关系的兴趣，和他毫不掩饰地对自身犹太人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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