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周濂和刘瑜的女儿布谷出生。这一下改变他们的生活。布谷不到一岁时，周濂做过一篇口述《父亲是女儿的保护伞》，展现他对女儿的爱与期许。
6年过去，女儿对周濂来说，是个“非常巨大的存在”，“完全不能掉头不顾”。“我每天早晨都要火急火燎地催她起床、吃饭、穿衣服，有时我太太给她扎辫子，有时我给她扎辫子，然后开车送她上学，晚上要陪她练琴。她直接占据你的时间、精力，但与此同时，你也很享受。”
如今，除了期许，也有担忧。“我担忧我女儿成长，在今天教育环境下面，她能不能够健康成长？她是不是必须经历高考？我就是在那个环境下长大，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孩子少受些*。”
周濂年出生于浙江遂昌，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为道德哲学、*治哲学和语言哲学，著有《现代*治的正当性基础》、《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正义的可能》等。
相比活在象牙塔中的学者，周濂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问题意识。作家许知远称他具有“思维的清晰与强烈的现实意识”，哲学家陈嘉映则说他是“极出色的青年学者”。而周濂觉得，永恒的*治哲学问题，其实就是最抽象的苏格拉底问题——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我想我所有的思考都是围绕着最抽象的苏格拉底问题展开。但是，它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形式。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它可能更多是以罗尔斯的问题意识呈现出来，但是罗尔斯的问题意识可能还不足以应对当下挑战，所以可能还要做修正。”
“你女儿有改变你对苏格拉底问题的回答吗？”
“我觉得会有，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显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笑）。”
“不是一个人”其实也揭示了现代人不得不寻求共同生活的处境。“反对动用强制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卓越的价值，坚持把人类至善的追求严格限定在基于结社自由原则的多元共同体之内，这正是进入异质化的、大规模的现代陌生人社会的一个逻辑后果。在赋予个体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同时，意味着个体必须具备追求幸福的能力，并且承担起相应的后果和责任，这会让个体生活特别是追求幸福的过程变得崎岖坎坷，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要付出的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周濂在《正义与幸福》的序言中写道。
所以，过去近十年，周濂的工作几乎都是试图站在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自由主义立场，与自由主义家族内部的其他成员（自由意志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以及晚近以来出现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进行对话，与此同时，也尝试回应来自社群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乃至保守主义者的挑战。
他认为，自由主义家族内部要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和解，只能在哈耶克与罗尔斯之间寻找平衡点。自由与平等也不必然存在对立关系，任何一种具有可信度的现代*治理论都分享着平等这一根本价值。但是，相比自由意志主义者和古典自由主义者，平等自由主义者希望让分配结构“敏于志向，钝于禀赋”，尽可能减少各种道德任意元素所导致的不平等，强调“自由选择”在人之一生中所扮演的重要性。
年11月8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那时，周濂正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学，受到巨大震动。此前，他准备继续研究自由主义家族的内部纷争，但是，特朗普的当选使其改变研究方向，决定开始研究自由主义跟它外部敌人的论辩，包括保守主义、*治现实主义、身份*治、民粹主义，试图同情地理解它们的部分合理性。
“共识是在做事、交谈、辩论、斗争的过程当中，逐渐赢得的目标，通过经年累月的实践获得一种历史成就。我特别强调温和而理性的力量，因为你一旦把你的论敌视为十恶不赦、不可理喻的人，其实就意味着放弃了跟他做任何理性沟通的尝试，那剩下的只有分裂和各自为*。”周濂说。
几年前，他称自己是“*治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经济上的罗尔斯主义”。如今，周濂觉得自己在后面两个维度发生变化，认为今天这个时代对思想者的要求非常之多。所以，他有一个很长的自我期许：“它要求我们不要做没有头脑的愤青，不要做浅薄的自由主义者，不要做没有心肝的保守主义者，不要做替既得利益说话的国家主义者，不要做不负责任的无*府主义者，不要做一个理想高蹈的空想主义者。”
经历了20多年哲学训练的周濂也觉得哲学让其在表达的时候更加谨慎。“我说每一句话时，都会立刻想起这句话的不严谨性，或者它可能遇到的挑战。这其实让我说话、思考变得很困难。与此同时，当我听别人表述时，我也会不自觉地会有很强的批判性。这对自己可能是件好事，但当你跟别人交往时，也许不是件好事。”
显然，他所持的这种立场很容易受四面夹击，有时也会看起来有点“骑墙”或“暧昧”。但是，也许理论和现实的复杂之处恰恰在于此。而他一直相信维特根斯坦那句话：“哲学病的典型特征就是偏食症。”“所以，你要不想患上哲学病，就需要不断地转换你的视角，用各种例子在不同语境下来滋养你的思想，最终形成更为丰富、立体的思维。”
不过，温和 不等于没有坚持，他始终捍卫着自己的立场。“民主制度（*治社会）与多元共同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是相容的，它们各自成就一半的社会，前者保障正义和制度上不羞辱任何人，后者承诺更多的确定性和幸福。这或许是常态*治中最可欲的一个选择。”他在《*治社会、多元共同体与幸福生活》一文中写道。
虽然认为当代中国的公共*治文化生态正在迅速地变成流沙状态，但是他认为自己还在做努力。年4月，他出版了《打开：周濂的堂西方哲学课》这本横跨年西方哲学史的普及读物，希望激发人们思考“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等哲学问题。这本书的题词是“献给我的女儿布谷”，而布谷的“出场频率堪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给周濂的哲学思考“提供了很多刺激和灵感”。
《打开》的 两讲是周濂偏爱的罗尔斯，并引用罗尔斯的话作为这趟哲学之旅的结束：“如果一种使权力服从其目的的合乎理性的正义社会不能实现，而人民又往往不遵从道德，如果犬儒主义和自我中心已变得不可救药，我们便会和康德一样发问：人类在这地球上的生存，还有什么价值？”
周濂，来自：理想国
Q=Qdaily
周=周濂
1.为什么说罗尔斯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能够给这个左右为难的时代提供一些启发和新的制度想象？
Q：你在《正义与幸福》的序言中提到，当今美国右派（无论是传统的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意志主义者）重新祭出基督教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两面大旗是在逆潮流而动，美国左派（也就是当代自由主义者）试图在社会乃至私人生活层面更加全面地落实平等价值则步子迈得太大。相比之下，罗尔斯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也许能够给这个左右为难的时代提供一些启发和新的制度想象。为什么？能不能讲讲罗尔斯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在今天能给我们什么样启发和想象？
周：过去年西方的经济*治制度，基本上可以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定义。当然，二战以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慢慢向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过渡。为什么会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向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简单地说，是因为受到了社会主义和普选制的冲击。但时至今天，我们会发现，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也面临着种种困境。罗尔斯的《正义论》非常有意思，通常我们会认为他是对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进行辩护，但是罗尔斯自己明确否认这一点。他既反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同时也不接受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正义二原则最适用的*治经济制度是“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或者“自由社会主义”，对于自由社会主义，罗尔斯基本没有展开讨论，而是把论述的重点放在了财产所有的民主制，这个术语虽然早在年代就已经存在，但罗尔斯所设想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在今天看来，还是个未来时。
他希望既避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问题，比如不考虑公平的机会平等，贫富差距过大，对社会最少受益者关心不够；与此同时，又对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也有严肃的批评，而且有趣的是，他的批评跟很多右翼人士的批评在观点上看起来是一致的。右翼人士对福利国家 的批评是什么？福利制度养懒人。罗尔斯批评说，福利国家给底层人民提供生活资料的补助，其实无助于他们培养个人责任感，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人，甚至会对他们的个体尊严造成 。
罗尔斯所设想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就是想要同时解决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造成的问题。具体的构想我不去展开，就他的初衷和目标而言，可以说是左右开弓。我认为，它给我们提供了摆脱当今世界经济和*治困境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可行？需要做更深入研究和反省。
Q：刚才讲了他的愿景，但你没有展开讲具体制度安排。我觉得如果能讲具体制度安排，会帮助我们更理解罗尔斯。比如相比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在遗产税上是有些不同意见的。
周：罗尔斯的正义 原则也称为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原则，其中开列了基本自由权的清单，跟财产所有权民主制直接相关的就是经济自由的权利，最引发争议的一点是，他把立约自由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排除在正义 原则保护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基本自由权。可是我们知道，这两项经济权利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非常看重的自由权。
很显然，支持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以及支持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对此会非常不满。他们会认为罗尔斯的观点明显带有很强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痕迹。但是罗尔斯会说，我也同样反对斯大林式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啊，而且我还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呢。
那么，罗尔斯为什么要特别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剔除在基本自由权的范围之外呢？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社会合作的起点处，就能够把适当的生产资料分配给每一个人。罗尔斯认为，通过让底层阶级或者最少受益者拥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培养其劳动技能、提高教育程度，最终成为社会的积极主动参与者，培养他们的个体责任感，成为真正有尊严的公民。
这话太抽象。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中国人经常说，你到底是要给贫困山区的人输血还是造血？福利国家有点像输血，罗尔斯的想法像造血。当然，在造血过程当中，不仅要培养他的劳动技能，包括受教育程度，还要给他提供一定的生产资料。他要有启动资金或者创业资金吧。而这些资金的来源主要是遗产税、房产税这些税收制度。
关于税收制度的哲学论证，又是一堆非常繁杂的哲学讨论。诺齐克会认为，任何税收*策本质上都是抢劫和掠夺。但是我们看欧美的整个*治经济安排，就会发现，遗产税也好，房产税也好，早已是他们法律制度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会觉得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想法，比起罗尔斯的想法来说，可能更不接地气，具有更高的理想性或者乌托邦性。
2.自由主义家族内部要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和解，为什么只能在哈耶克与罗尔斯之间寻找平衡点？
Q：你在《哈耶克与罗尔斯论社会正义》中提到：“哪种理论才是在事实上更有利于穷人？显然，在古典自由主义者以及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平等自由主义者占据的只是道德上的高地，但是从经济学或者事实性的角度出发，平等自由主义的规范性理论也许恰恰不能让穷人受惠。”按你刚才的说法，你觉得平等自由主义的规范性理论是可以让穷人受惠的吗？
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理想理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规范性色彩，他对于这一点有很高的自觉性，读他的书，经常会看到类似这样的言论：这个问题太具体了，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知识才能加以确定，所以我就不进一步讨论了。事实也是如此，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理想理论会遭遇到各种各样外在偶然因素的干扰、影响甚至扭曲，所以我们不能够拍着胸脯说，罗尔斯的理想理论就一定具有可操作性，一定不会事与愿违。
至于哪种理论更能让穷人受惠，这个问题在经济学当中有很多争议。美国布朗大学的约翰·托马西（JohnTomasi）教授写过一本《市场是公平的》（FreeMarketFairness），他的想法很有意思，一方面他认同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涓滴效应，认为最终会惠及最少受益者，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主张接受平等自由主义的社会公正观念，认为二者完全可以进行理论上的调和和互补。
Q：目前来看，“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没有任何国家采用。那你觉得这套理论对中国适用吗？
周：从微观层面上看，我们一直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劳动技能培训，有些地方*府也会给年轻人提供一些创业基金，所以在很有限的意义上说，我认为是存在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一些影子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罗尔斯的正义 原则确保了宪*民主国家的底色，其次，当一个抽象的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治经济环境时，会面临非常具体的现实问题。比如说，很多人都在担心征收房产税的问题，有些事情在西方是合理的，在我们这里也许就不一定合理。我在理论上会认同征收房产税，但是你要问我说，在中国当下的环境，是不是应该征收房产税？我的回答是no。包括遗产税，我的回答也是no。因为我们没有法治保障、民主保障，这些税收 用到何处，根本无从监督。另外还需要考虑到庞大的官僚系统开支，以及大*府带来的低效率。
Q：刚提到约翰·托马西的《市场是公平的》，其实这几年你做的工作也是如此，希望在自由主义家族内部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和解。在你看来，要想实现和解，只能在哈耶克与罗尔斯之间寻找平衡点。为什么？
周：罗尔斯之后发展出来的，比如说运气均等主义、身份*治、多元文化主义这些更左的思想流派，在理论上的确更深入地推进了平等价值，但在实践中要谨防步子迈得过大。前两天我看到一则报道，美国的CollegeBoard计划根据考生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直接在他们的SAT分数上加上“逆境分”，可问题在于，逆境分能够被客观化和量化吗？如何辨别SAT的分数高低是由个人选择所致还是外在环境所致？在具体*策和充满差异性的个体上试图取消一切外在运气的影响，不仅在知识论上严重违反哈耶克所谓的知识分离性原则，在具体运作过程当中也会不恰当地增强*府的管控力，造成超级国家和超级*府的后果。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哈耶克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认为比哈耶克更右的那些人，特别是宗教保守主义者或者极端右翼，是撕裂当代西方社会的重要因素。
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要在罗尔斯和哈耶克之间，执其两端守其中，既强调社会公正的重要性，又时刻警惕滑向奴役之路。顺便说一句，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主要批判对象是当时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他所依据的主要逻辑是“滑坡理论”，可是历史告诉我们，虽然福利国家面临种种问题，但并没有真的一路滑到极权国家，更何况，我们也已经指出，罗尔斯并不支持福利国家。所以我认为，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许是更有理论前景、同时也更具现实相关性的思路。当然，具体如何去定位这个中间点，我暂时还没有明确的想法。
3.自由主义如何回应今天保守主义、*治现实主义、民粹主义、身份*治这四大挑战？
Q：在《自由主义及其不满》中，你提到当前存在四个对于自由主义的主流批评意见，一一做了回应，而且还提到中国自由主义面临的三个理论上的挑战。这篇发言是6年前的了，如果站在今天回看，你有什么觉得需要强调、改进或者补充的地方吗？
周：你说得没错，仅仅在几年前我还在关心自由主义家族的内部之争，但是过去这两年有些转变。比方说，年美国大选特朗普上台，让我充分意识到保守主义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如果不了解保守主义，可能只了解一半的美国历史。反观中国的知识界，很多右翼自由主义者因为特朗普的当选和欧美右翼势力的抬头，开始急剧的右转，这些人曾经是哈耶克的信徒，现在成了保守主义者。
在这批人群中，有的是因为认为人口格局最终会改变西方文明的格局，因此开始格外强调盎格鲁-撒克逊和基督教传统的重要性，这涉及到如何理解和定位美国立国之本的问题；有的则是认为自由主义缺乏力量，尤其是在面对*治权力的压迫时，缺乏斗争的勇气和决心，因此开始选择保守化；还有的人认为在重建社会信任的过程中，基督教是更有效的思想资源。我从来不否认基督教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把它当成 正确答案，那么我将抱以极大的怀疑。但是我愿意跟他们做更深入有效的对话和论辩。
我最近也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