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为什么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呢，或者说，这个效率更高的农家小伙为什么以前不能买下这个低效率的作家的土地？原因在于，作家从土地中得到了非货币的心理收入，补偿了她在农业上的低效率，而这种心理收入是不用交税的。结果，即便她的心理收入不能弥补其货币收入的不足，这个农家小伙依然不容易购买她的土地。
而且在现行的所得税制度下，心理收入不需要交税，但生产了货币收入的人却需要负担所有税收，如果其他条件都相同，那么货币收入的生产者为一件财产愿意支付的价格会低于享受心理收入的人愿意出售的价格。相似的是，现行的税收制度给那些从事耕种的人提供了个人补贴，有利于低效率的经营者继续维持。而如果把所得税制度改变成财产税制度，就会避免这些无效率的安排。
当然，这样的制度如何操作还有很多问题，例如，财产的价值如何评估？显然不能以现在的低效率经营者掌握下的资产价值来评价，这样会人为地降低财产价值和她需要交纳的税收。为避免鼓励低效率，评价的标准应该是在一个全国市场上的平均经营水平所产生的价值。现在已经有很多办法可以实现精确的评价。我们认为，在执行财产税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并不比执行所得税时所遇到的更复杂。
传统的意见是财产税打击了投资，如果满足关于税收征收时间的几个假设，这是事实：在税收收入等同的情况下，财产税对投资积极性的打击比所得税更大。但是，考虑到财产税能够促使所有权转移给更有效率的经营者，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巩固自由市场体系，这点代价是值得的。这样，至少可以把部分税收负担从所得税转向财产税。
在发达经济里，一些最重要的资产不是由所有者而是由职业经理人经营，当然这是指公司。一方面，这样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促进了企业与经营者之间的匹配，提高了经营效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经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影响经营效率。为了促进在所有者与控制者之间更健康的分享权力，需要对提供资金的投资人给予更大的法律保护。
另外，其他的一些机制，例如独立董事、有效的审计、活跃的公司并购市场等都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经理人为企业的价值 化服务，如果表现无能则可以立刻撤换。而且，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提高投资者的价值，而且可以确保现代经济生活中 和最有势力的参与者——大型企业，能够欢迎竞争而不是惧怕竞争。最近的丑闻表明，即使在 的市场经济里，在改善公司治理方面依然大有可为。
，还有一种财产控制权的转让形式——遗产，这种控制权大转让通常是无效率的，因为继承者除了出身之外往往没有其他的合格条件取得控制权。但是，如果严格限制富人处置自己的财富，有可能损害他先前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过无效率的、过分集中的财富控制却要给社会增加各种成本。所以，我们需要这样一种遗产税，鼓励富人给他们的子女转移生产性资产的消极所有权（例如，一系列投资组合中的少数股权），而不鼓励转让积极的控制权。这样做还可以避免社会经济权力的过分集中，但主要目标还是争取控制权得到更有效率的分配。
在发展中国家，遗产税尤其重要，因为那里的土地所有权非常集中。另一个打破财产所有权集中的办法是默认所有子女获得平等的继承权，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这种思想不是现在才发明的，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英国的哲学家詹姆斯·哈林顿，他的思想对后人有深远影响，其中就包括威廉·潘恩（以及费城宪法）、托马斯·杰斐逊（以及弗吉尼亚宪法）和西奥多·罗斯福（以及反托拉斯法）。
当各州之间的运输被严格管制的时候，很多汽车运输公司日子非常好过，很少被迫退出。但是到年，州际商务委员会开始向所有的申请人提供授权以后，情况就改变了，在5年内，以前的公司有50%被迫退出。竞争给消费者带来了更低廉的价格和更有效的服务，但是也破坏了很多企业的经济稳定。竞争总会有失败者，失败对于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是必需的，然而对于很多受到影响的人却是痛苦的。经济调整的成本转嫁到他们身上的越多，贫困人群的数量越大，对于*治干预的要求就越强烈。
贫困人群的要求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非常危险，因为很容易被人利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钢铁工业的例子，受到影响的本来是面临失业的工人，结果变成了对于现有企业的补贴，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为了防止那些创造性破坏的受害者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人体盾牌，我们需要用其他办法给他们提供帮助，为此，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保护人，而不是保护企业，以避免社会的救助被*治所利用。
比如，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给失业员工提供补助的 办法是给他们一次性地支付一笔收入，可以按照他们以前的工作年限为标准。这样的补助不会影响正常的竞争过程，可以使员工更有动力去寻找新的工作（因为他们得到的补助多少与他们未来需要多长时间找到新工作无关），同时缓解失业给他们带来的贫困。不幸的是，这样简单的办法却很少实施，恰恰是因为这种办法把员工的补贴与*治完全分离了。
第二个避免社会的救助被*治利用的原则是，在未来需要社会救助的事情发生之前设计救助办法，而不是等到事后，其原因我们将在下文详述。但是，*府却通常愿意等到大事当前才开始行动，而不是及早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因为在事后，救助的数量更容易估量，而且不需要在事前储备资源，以免挤掉其他开支。提倡事先设计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即一个设计妥善的计划让人们有更大的安全感。
还有，减少了贫困人群组织起来要求救助的需要。因为他们组织起来的*治活动通常都对市场不友好，所以，事先设计的救助计划就消除了对市场的一个巨大威胁。从我们对于美国的破产法历史的简要描述中就可以得到佐证，一旦事先制定了灵活的法律，债务人在经济衰退时期就不需要再组织起来去要求救助了，同时他们可以在个别环境下获得减免，而不需要等待时机才能联合起来挑起*治事件。
在事后开展的救助其实不算保障，而是纯粹的再分配，而且受到参与各方的*治权力所驱动而不是真正出于人们的现实需要。例如，《联邦紧急救助法》，是新*时期在～年实施的一项措施，给所有收入不能满足基本需要的人提供补助，数额达到36亿美元。由于美国在进入大萧条的时候根本没有失业保险，关于救助对象的决策完全是在事后才做出的。结果，各个郡所接受的救济数量与该地区拥有的收音机数量成正比，即使排除了当地居民的财富的影响之后依然如此。
真实的情况是，在20世纪30年代，拥有收音机的人在*治上消息更加灵通，也更热心于参加选举，这就表示更多的救济给予了那些有更强*治影响力的郡，而且，文盲比较多的郡得到的救济更少，也证明了消息更灵通的选民得到了更多的救助。虽然说，所有的救助行动都更多地取决于*治势力而不是经济需要，但是在事后安排的救助尤其容易受到*治的操纵。
这样，在危机发生以前就设计好一个救助体系，其 的好处就在于不清楚哪些人会受到影响，影响有多大。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他们是否会成为这个制度的受益人，还是会成为替这个制度出钱的人，因此，他们就没有动力去扭曲这个制度，相反，还会希望这个制度的运转最有效率。
结语
而在事后，大家会非常清楚谁会受益谁来支付，那么*治上的较量就非常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安排的救助就容易被利益集团所操纵，而不是事先准备的保障。发达国家现行制度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制度是在危机时期制定的，覆盖的只是特定人群，而不是普遍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