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1日，我国著名翻译家张玲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张玲先生一生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对哈代、狄更斯、艾米莉·勃朗特等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说到张玲先生，难免要提到“一门三译家”的佳话。张玲先生的父亲是著名翻译家张谷若先生，他译的《德伯家的苔丝》《还乡》至今仍受到读者喜爱。而张玲先生与丈夫张扬先生这对伉俪携手翻译的《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双城记》等作品也成为一代代读者难以磨灭的文学记忆。
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张玲先生素来情谊深厚，她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下面这篇文章是二十二年前张玲先生为人文社建社五十周年所作，回忆了张玲先生一家与人文社交往的点点滴滴。谨以此文纪念张玲先生。
张玲先生
传承的情谊
张玲
二○○○年盛夏，我和张扬再次去国访英，参加国际哈代学术年会期间，重访会议所在地、哈代故乡多切斯特市图书馆，一为查找馆藏哈代新资料，二为送上几本哈代作品中译，其中三种，《德伯家的苔丝》《还乡》《无名的裘德》是先父张谷若(又名张恩裕)的旧译新版。该馆收藏部主管接过这些装帧漂亮的书册，反复摩挲中间，我指着封皮和版权页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字样，向他们介绍了这个出版社的性质和历史。现在这几本书连同我和张扬合译的两种哈代短篇选集已经陈列于多切斯特图书馆的一个专柜，成为国际哈代学会收藏品的一部分。会后，我们继续在英国和欧陆游学，十月中从爱丁堡回到渥兹渥斯故乡湖区，收到人文社纪念五十周年专集约稿信。此信先寄至伦敦，随后一路追踪转寄，才得启读。真的，我匆匆读过全信，心中立刻跃出一幅清晰的构想。只是由于随后又辗转游历了一些城乡，才在兰开郡东部小镇边的农舍安顿下来，也终于拿起笔来。这是限题作文；又不是限题作文。因为笔下出现的字句，都是在轻回首中油然而生。
翻译家张玲、张扬伉俪在哈代塑像前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先父一直在北京大学英语专业任教，并与人文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为该社重新出版了他翻译的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和《还乡》。这两部书，三十年代中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译文力求忠信于原文，同时又发挥了中文丰富的表现力，出版伊始即颇有反响；但一二年后即由于日本侵略的干扰破坏而绝版。五十年代中期，人文社负责外国文学出版的领导人和编辑，慧眼相中这两种旧译，将其提上出版日程。这些领导和编辑，如孙绳武、蒋路，都是学养深厚、经验丰富的专家和出版人，本身也是译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大力介绍苏俄东欧文学同时，也不忽略西欧、美国等国优秀的文学遗产，因为他们自己早年也受纳过这些作品的滋养。
当时我已入西郊北大住读，周末回家常听先母提起他们驾临组稿情况。这虽是再版书，他们却像对待新稿一样认真精细。对先父这样的“长者”，他们态度之谦和恭谨，犹如曾受教于先父的许多“小友”。但是对于译文的一些意见，则不吝坦率直陈。诸如一些用语应如何修改润饰，以适应新时代风尚等等。这两部译作，原有大量注释，都是译者经年研究积累，即使一些专有名词，也都经过多方查对斟酌和再创造，并非简单的“字典搬家”，事实证明，它们对英语教学和研究，都大有参考价值。人文社诸君自身学养深厚，理解译者编写这些注释的良苦用心，因此不惮编排操作的麻烦，总能尽力保留。这两种小说的原文，又包含了大量哈代故乡多塞特郡方言，这正是哈代“地方色彩”的重要一环。先父处理这些语言之先，比较过多塞特郡与英国首都伦敦地理位置的关系以及多塞特方言与标准英语发音的异同，发现其中和中国胶东(先父故乡)与中国首都北京地理位置的关系以及胶东方言与标准中国普通话发音的异同，大有相应的规律，因此翻译多塞特方言时，采用了大量胶东方言。先父向人文社领导、编辑解释这一翻译方法和意图，也得到深切理解与受纳；只是经他们建议，取消了一些过于“地道”或生僻的胶东方言，代之以常用北方方言。由此，注释和运用方言，成了先父这两种译著中虽有争议，却至今葆有特色中的两种；其实这也是人文社编辑指导思想中“兼容并包”的体现。
张谷若夫妇与女儿张玲先父与人文社合作第一阶段继续到六十年代初。此期间，该社邀集各语种优秀外国文学工作者翻译合作，出版了大量世界名著，先父也应约翻译了《无名的裘德》(哈代著)、《伤心之家》(肖伯纳著)和《维纳斯与阿都尼》(莎士比亚著)，在合作中，与责编王仲英、施咸荣成为朋友。先父的终生好友、译品少而精的老翻译家叶维之(又名叶维)经先父介绍，与施咸荣合作，二人也成为忘年交。
“文革”后期，先父与施咸荣大约都是出于文化人的积习难改，各自在利用闲暇悄然读书研究。当时先父住家距西什库北京图书馆极近，施咸荣每逢去借还图书，常绕道前来小坐，切磋译事，自行车后架上，总是堆满书册，其中又常有先父托他代借的。此期间，先父陆续悉心校订了《苔丝》《还乡》《裘德》等旧稿，不过是“只顾耕耘，不问收获”；施咸荣看过，立即以资深出版人的眼光对先父表示说：“请好好保存这套改稿，将来会有用处。”在当时正常文化事业万马齐喑之中，我们并未将此言当真。没想到，不太久的将来形势巨变，孙绳武、蒋路诸君复职，率领编辑施咸荣、徐日珪、任吉生等捷足登门，这三部译作才有幸快速以新貌再版。
人文社年版哈代文集这三部小说连同上海译文社版《大卫·考坡菲》等出版至今，海内外颇有佳许。一些大学将其选作翻译教材，并将先父的翻译技艺作为专题组织学术讨论或作研究生研习课题；香港翻译学会因先父在翻译这些作品中的成绩，授与他荣誉会士衔；英美举办的哈代、狄更斯学术会及相关期刊上，也对他的译作多有赞誉。先父逝后，英国的哈代学刊特发消息，称他是“真正文化交流的使者”。
先父逝后数年，他另一部新译作《弃儿汤姆·琼斯史》荣获了国家外国文学图书奖。这部英国十八世纪的小说，洋洋近百万言，原文多拉丁、希腊、法文，引文、用典丰富，虽是上海译文社出版，其翻译出版缘起，却在人文社。
那还是六十年代前期，人文社将亨利·菲尔丁的这部代表性巨著列入了出版计划，并向先父组稿。先父由于正忙于教学，未得承担。后人文社组稿中遇到问题，遂再邀先父参加部分难度大的篇章翻译，任务遵嘱完成后，即逢“文革”。浩劫之后，人文社再向先父组稿，希望他承担全书翻译，作为该社与其它单位合作出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之一。先父从命后，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以其八十至八十五岁的五年时光完成。后根据几家合作单位统一计划，此译稿转由上海译文社出书，但其前期选题、组稿等长期操作，却浸润着人文社诸君的心血。
在七十年代末以来先父与人文社再次合作的第二阶段，我亲见人文社领导及责编孙绳武、蒋路、秦顺新、施咸荣、徐日珪、石永礼、任吉生、吴继珍等光临访谈、组稿，直到九十年代初先父缠绵病榻，还前来殷勤慰问。先父与人文社交往先后四十年，建立的并非仅仅业务关系。这是以相互深切理解、尊重、支持和信赖构成的一种非同寻常的友情。在这四十年中，我(后又有张扬)，始以帮先父待客，继以成为人文社后生著译者，幸运地分享了这份情谊。人文社诸君始终一贯代代传承的工作态度和方法，也成为我做编辑工作的鲜活教材。
八十年代以后，我开始为先父几部译稿撰写译本序言，人文社长者编辑处理拙稿之精当切要，更令我由衷敬佩。九十年代以来，任吉生、吴继珍读过我和张扬先在其它出版社出版的几种译文，开始向我们组稿。大约是同性别使然，我与她们建立了更亲切的友情。我和张扬合译、在人文社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是《傲慢与偏见》，那整个译、编、排、校、印过程，真像简·奥斯丁的行文一样自然、流畅。责编任吉生以其英语专业高手的精细、严格，在校订译文时显现了深厚功力。此书出版后，我们收到内地及港台来信，在承受赞许时，我们从未忽略其中字里行间洇浸的出版社编排校印发各环节工作同道的笔墨手泽。
张玲先生对《卡斯特桥市长》一书所作修订继《傲慢与偏见》，我们又承担了《呼啸山庄》的翻译。这部译稿是九十年代初我们往返于先父病榻前艰难完成的，由于出版形势有变，出版运作不及《傲慢与偏见》快捷；但是任吉生在肩负出版社重任同时，又在侍奉病父、病夫及不幸丧父、丧偶的困境中坚持执行责编，终于尽其所能地促使此书早日问世。
“一门三译家”，张谷若先生与张玲、张扬我还先后为人文社撰写了一些序言和其它读物，每次与各相关责编合作，即使非同语种编辑，也总有亲切轻松之感。每次走进他们那几间简朴的办公室，犹如走进自家书房，这恰正由于编辑部葆有一脉相承的传统作风和气氛，也正是这种作风，造就了我们家族从先父开始，传承至我及张扬与这个出版社的情谊。
我在命笔写此拙文之前两周，刚和张扬去约克郡哈沃斯勃朗特牧师公馆博物馆拜访。在年轻的女馆长和同样年轻的女导游热情慷慨的接待中，我们又将拙译《呼啸山庄》送上。馆长怀特女士手捧同样装帧漂亮的这部出版物反复摩挲时，我又像在多切斯特时一样，指点着书的封皮和版权页上的字样，向她介绍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们所做甚微，但我们尽己所能；而且是怀着像哈代，像简·奥斯丁，像爱米丽·勃朗特一样的真诚。
年11月15日定稿于
英格兰兰开郡阿克灵顿镇亥瑞雷农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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