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爱我们的长辈，我们都希望变老，那么为什么这种个人情感并没有转化为公共*策呢？
您可以在大多数养老院中看到他们，坐在柔和色彩的休息室，由大部分时间没人查看的监控视频当保姆。有些人睡着了，有些人服用了镇静剂，有些人认知能力受损。看到他们这样，我们很难记得他们曾经是多么年轻，多么活力，多么独立，更令人难受的想法是，你也许会想到，这些人的现在有一天会变成你的将来。
一位经常去养老院的访客说道：“工作人员称呼他们为Os和Qs。”这描述了那些张着嘴、舌头伸出来的养老院居民。工作人员并没有不尊重他们的意思，但是将某人姓名简化为字母表中的字母，只是在治疗老年人时，经常发生的无意识去人性化的一个例子。一些老年人采取极端措施来避免出现这种悲催的情景：加入国际 组织，或采取措施，让他们在自己选择的时间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父母上了年纪后需要进行老年护理时，影响了许多孩子的生活，很多人的感受可能是：内疚、羞愧和绝望，常常还伴随着不可言喻的解脱。与大众的普遍看法相反的是，这是一个由相对较小比例的人口选择的选择：澳大利亚有大约20万个养老院，尽管随着我们的寿命变得越来越长，这一数字很可能会继续增长。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老人在需要我们照顾时，我们总是做得不够好呢？为什么我们会以一种我们永远都无法容忍的方式，给他们提供让许多人都觉得无聊，孤独以及营养不良的条件呢？
一个根本原因可能是根深蒂固的年龄歧视，它通常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开始的。根据作家爱斯顿·阿普尔怀特的说法，如果我们在语言上减少我们对社会高级成员的尊重，那么当涉及到我们制定*策的方式时，我们可能会做出同样的事情——在以脆弱性和依赖性取代恢复力和独立性的居高临下的概括中，不断消除他们的尊严和主导意识。阿普尔怀特是《摇椅晃动：反对年龄歧视的宣言》的作者，可以说是当今最 的反年龄歧视活动家，她关于这个话题的TED演讲视频，已经被观看了超过万次。
即使是“老年人”这个词对阿普尔怀特来说，她也觉得这存在歧视：“这意味着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如果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我可能更喜欢那些价值中立的‘年长者’和‘年轻者’这两个词，更偏重于强调年龄是一个范围。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不能使用‘年长者’，因为那不属于我认可的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我也不喜欢它暗示，年龄赋予价值或权威的方，。我们必须放弃世界上虚伪的年长/年轻的二元世界观。”她在位于布鲁克林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做出如上表示。
不像其他的偏见，不同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这种偏见是对未来的自己恐惧的表现，年龄歧视在瞄准我们未来的自我定位方面是 的。阿普尔怀特指出：“没有偏见是理性的。”但是，随着年龄歧视的出现，我们已经把它内化了。我们一直与我们自己对老年人的边缘化同谋，这需要积极提高意识来纠正，正如争取女权所做的那样。
“当你意识到你的内心，然后意识到你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影响社会惯性思维时，这会让你变得更激进。”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道格·麦克亚当称之为认知解放，下一步是集体认知解放，所得到的回报也是真实的。我经常听到那些开始抵制年龄羞耻感的人说，他们会立刻感到宽慰和有能力。年龄歧视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中，并且难以根除，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这表达了数十年来积累下来的根深蒂固的恐惧。
消费主义（认为高消费对个人和社会有利的看法）促使我们所有人都要“对抗”衰老，就好像这是一场我们必须打赢的战争，尽管我们心里都知道那是一个谎言。就像“70岁是新的50岁”这样的咒语，强调我们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活力和生机的必要性，但对于那些患有退化性疾病、丧失认知能力或遭受孤独的人来说，却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对于那些能够能负担得起它的人来说，人生的后期阶段的生活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推向市场的，这里有着视野开拓的海滨，有着封闭的社区，在那里，衣着光鲜的居民们在这里打桥牌，可以和新朋友们不停地打高尔夫球，但我们却希望那些负担不起它的人，不要出现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
我们进一步忽视了他们的需求，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了薪水微薄的工人。当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表示，那些受雇于老年人护理的人应该渴望获得更好的工作时，他是否回应了社会普遍存在的观点？在一个更关心减税、而非社会公平的澳大利亚，这种歧视的丑陋真相是否支持我们承认老年护理人员的地位低下，这是21世纪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不公平现象之一吗？如果我们更尊重老年人，我们会为他们和为照顾他们的护理人员，更加努力地争取权利吗？
我们这些父母住在养老院的人（为了听起来更加好听，有人把养老院命名为住宅护理设施），重新设定了我们对有意义的生活的期望，并以他们的人身安全和个人卫生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来安慰自己，我们尽量不去思考他们如何度过他们的每一天的。当有关忽视、侮辱或虐待老人的头条新闻报道，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时，我们内心的惊恐就会出现，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去想，当轮到我们自己时将会有什么不同。
阿普尔怀特对英国、欧洲和美国的跨代住房和友谊网络等倡议，越来越感兴趣，这让她很受鼓舞。她很乐观：“因为年轻人在一个更加复杂的世界中长大，他们知道社会多样性会继续存在，这是一件好事。”要求他们将年龄纳入寻求所有人的社会公平中的要求很小，目前，一直很火的”#MeToo（我也经历过（性侵））的活动也有帮助，它是促进众生平等的促进剂，从这个意义上讲，某种程度上滋生了激进主义。
阿普尔怀特认为：“甚至好莱坞电影也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看到了更多积极的，肯定的和有性需求的老年人形象。“就像在电影《实习生》中，罗伯特·德·尼罗饰演70岁鳏夫的喜剧实习生，他到一家在线时装公司工作，这是一位迷人的绅士，他像年轻人一样每天都刮脸、穿西服出门……更多的这种电影宣传就解决了重要问题。虽然混合年龄的劳动力，在再培训和资历方面面临挑战，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这种年龄组合是最有效的，尤其是在创意文化产业中。”
阿普尔怀特拒绝接受代际冲突的概念，并表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像我这样的婴儿潮一代，出生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幸运时刻；千禧一代出生在一个不太幸运的时代，但我们没有拉起我们背后的吊桥，我们都越来越受制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和无情的零工经济所挟持。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老龄化与健康研究中心，已故的公共*策教授哈尔·肯迪格也认同这一观点。在为《老龄化与社会》杂志撰写的、一篇关于澳大利亚人对待代际公平的态度的报告中，肯迪格驳斥了代际冲突是一种用来支持削减开支的*治策略的说法。然而，他的研究发现，千禧一代确实感到有些不满，他们在住房和退休养老金方面，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享受同等程度的安全感。
肯迪格认为，更重要的是存在一种悖论：“我们基于真实的人类依恋情感对祖辈的同情，并没有转化为公共*策。”在6月去世前的 一次接受采访中，肯迪格表示，他指责澳大利亚霍华德*府曾将预算赤字的累积，归咎于“为老年人提供了太多的福利”。幸运的是，公众及时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击，并拒绝从领取养老金的人那里夺取福利，因此，我们对这种*策的容忍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妇女和老年群体中，她们的健康和社会资源是脆弱的也是容易受 的。
就澳大利亚*府而言，觉得老年人护理就是一个小问题，但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享受养老服务并希望活得更长，这个问题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府，一直不愿通过提高税收来解决这一问题。与此同时，媒体将婴儿潮一代描绘成贪婪的怪胎，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享有巨大的经济优势，但即便是在这一代人内部，他们也存在着不平等。肯迪格说道：“那些生活富裕的人往往拥有自己的房子，并且他们的期望值相对较低，有许多富裕的人从养老金中受益，我觉得两者应该中和一下。”
在预料到自己将死于一种无法治愈的退化性疾病后，肯迪格直言不讳的畅所欲言道：“我想得更远一点，与英国不同，澳大利亚不用缴纳遗产税。要想保证足够的老年收入获得支持，最公平的办法就是，通过征收这种遗产税为其筹集资金。毕竟，他们的继承权在哪里？但澳大利亚的任何*界人士敢提出这一观点，肯定就意味着其在*治上的死亡。”和阿普尔怀特一样，肯迪格认为年龄歧视，是决定老年人社会待遇的一个因素：“我们认为他们的能力较差，北欧国家的态度更为开明，但即便在这些国家，这些福利也因预算压力而在不断收缩；而在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工作时间更长，这意味着，一方面，他们仍然积极融入社会，积极贡献社会，但另一方面，他们经常也受到雇主的剥削。
肯迪格警告道，不要将土著社会的理想视为对老年人的尊重：“我们倾向于将其他文化浪漫化，认为老年人比我们看重老年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证据，就会发现我们面对的场景。例如，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非常重视老年人，所以，他们把他们放在雪地里冻死——在这些老年人自己的请求下。”人们发现，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年龄歧视无处不在，包括以儒道思想为基础的亚洲文化圈，在这些文化中，尊老敬老是基本的社会规范。但是，在现代国家中，年龄歧视可能是全球老龄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某些国家中，个人主义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超过了传统的集体主义观点。
英国作家安妮·卡普夫认为，我们都需要改变我们对衰老的看法。在她那本清晰且影响深远的著作《如何变老》中指出，大多数75岁以上的人比年轻人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别人，而且直到最近，大部分关于衰老的研究都是在养老院进行的，养老院里的人的身体和大脑往往缺乏刺激，这种反映现实的研究其实是一幅扭曲的图景。卡普夫已经观察到英国对老年人的强烈反对，一些年轻人将英国脱欧的原因归咎于老年人。为了对抗这种和更长期的无意识偏见，她认为是时候进行“重新格式化偏见思想”了。卡普夫指出：“每当我们看到一个老年人时，我们都需要把他们想象成我们未来的自己，不要对他的皱纹或虚弱表现出畏缩，也不要为他们韧性或的适应能力喝彩，我们需要重塑对老年人的社会印象。”
慈善组织希望通过发起一项为期10年的活动来实现这一目标。这项名为“每个年龄都计算”的活动将于今年10月启动，其战略是多方面的，目的是“改变所有老年人的规范、期望、*策和结果”。他们的目标包括：为澳大利亚老年人制定国家议程，其中包括一名联邦*府部长，其专职 是内阁级别的。与阿普尔怀特一样，这个慈善组织认为，将人口老龄化问题描述为“问题、负担和成本”的语言和态度，是在强化和延续对老年人的负面刻板印象。年龄歧视专员凯·帕特森表示，这项长达10年之久的活动，对于该行业深层次变革的长期目标至关重要，得到年轻人的支持也同样至关重要。“我们也需要招募年轻人加入进来，他们是那些创造和践行未来文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