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我国金融体制、老龄化趋势、*策、房地产等方面具备较大的参考价值。
（1）日本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银行长期占据金融系统的重要位置。年日本银行贷款占非金融企业总资产比重19%，与中国基本接近。
（2）我国老龄化日趋严峻。因此我们从步入老龄化社会已久的日本来看，老年人群及继承人群体扩大对财富管理的增量作用如何。
（3）当前国内广泛存在对社保第三支柱及房地产税的*策预期。我们以日本社会来参考，在“靴子落地”时对财富管理行业有何影响。
（4）在房地产调控下，国内房地产价格增速较年已迅速减缓。日本房地产价格从20世纪的高增走向21世纪的缓慢增长。我们以房地产价格变化看居民财富管理有何新趋势。
一、历程：从高速发展到经济衰退
（一）日本财富管理发展土壤：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
二战后日本建立并长期维持着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二战后日本自年起陆续建立了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策性金融机构，同时增设商业银行。*策性金融成为兴建大型工业企业、振兴工业的主要资金来源。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由此建立。
主银行制长期占据企业金融主导，主银行与企业形成近乎一体关系。主银行制是日本金融体系的核心制度。据深尾光洋著《企业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调查显示，年资产超1亿日元的企业中有98%的企业拥有主银行。制度始于20世纪初为少数几家企业服务的机构银行。战后，日本*府推出“倾斜生产方式”，将有限资源集中在少数产业/企业之中。主银行制度得到推广，银行将其有限的金融更好的集中于少数产业之中。
主银行对企业享有治理权与股份。（1）相互持股：主银行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占比常超50%；（2）信贷交易：主银行为企业提供主要贷款；（3）承销债券：主银行是公司发行债券的法定受托管理人；（4）支付结算：通过主银行账户进行客户间交易结算。
（二）*金发展期：金融自由化改革奠定了当前财富管理格局的基础
*府主导型金融体制开始制约经济发展。受益于战后道奇方针、 、国际化等因素，日本迎来*金发展期。但由于战后金融体制呈现*府主导的模式，不适应当时日本经济基础，日本开始了金融自由化改革。
年日本开始涵盖业务经营、利率及市场的自由化改革。（1）业务经营自由化：银行业由分业经营进入混业经营，允许控股子公司经营证券、保险、信托业务。（2）利率自由化：大额存款、市场利率联动性存单、可转让存单利率自由化；（3）金融市场自由化：允许非居民进入债券现/先市场、放宽外汇管制、设立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等。
金融自由化改革影响：社融成本降低、银行头部化集团化、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日本市场。（1）贷款利率大幅下行：利率自由化加剧银行竞争。银行为争夺存款、发放贷款大幅缩窄息差，融资成本降低。（2）银行业头部化、集团化：银行业激烈的竞争致使小型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或被吞并；银行混业经营使得同一控股下囊括证券、银行、信托的大金融集团诞生。（3）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年《外汇与外贸管理法》出台、日元国际化进程推进，外资机构开始进入日本市场。年日本 次接纳6家外资券商进入日本市场。
日本财富管理业务最早由外资金融机构引进。年美国花旗银行成立了日本 家私人银行，目标客户为金融资产在一亿日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年瑞士信贷在日本开展私人银行业务。年富士银行开始布局日本财富管理业务，成为 家开展财富管理业务的内资机构。
社融成本降低催生金融泡沫。贫富差距有所拉大。利率自由化及宽松货币*策是80年代日本房地产、证券市场泡沫的主因；年后贷款利率持续降低。日本贫富差距由此扩大。前10%人群占总收入份额由年30%提升至年42%。据日本金融广报中央委员会调查，年末，日本.7万户1亿日元以上富裕阶层的家庭总资产为万亿日元。截止年，日本持有金融资产超万日元的超大众富裕家庭占日本总家庭比例为22%，金融资产占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比重达58%。
（三）“失去的20年”：储蓄占比持续增长
1、泡沫破裂后，生产率下行，居民富余资金难以实现充分配置利率自由化下银行竞争加剧；广场协议下出口环境恶化；年上调利率收紧房地产融资等，年日本泡沫破裂。
泡沫破裂后，财*及货币*策带来较大规模“僵尸银行”、“僵尸企业”，拉低日本投资效率。泡沫破裂后，财**策上增加对拥有巨额不良债权的银行进行救助，货币*策上实行零利率以挽救银行破产。这虽在当时挽救了银行业，但带来了“僵尸银行”的长期存在。低效的“僵尸银行”与财**策救助亦带来了实体经济的“僵尸企业”。
日本资金充裕，但投资机会不足。日本国内存款占总资产比重稳定上升，由年13%提升至年18.1%。日本社会持有的存款规模高于中国（年我国占比为13.8%）。存款规模较高且逐渐上升的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可投资优质项目大幅减少。二级市场股价持续低迷，一级市场出现资金找项目的情况。富余资金难以向权益类资产流动。
日本企业生产率降低主要由于债务过剩、设备过剩、雇用过剩。（1）长期雇佣与年功序列制，低效劳动力难以被淘汰、经济放缓时企业为保护劳动者削减其他要素投资；（2）未成功实现产业转型：由于原有供应链、雇佣方式等注重长期合作，不适应快速迭代的互联网产业发展模式。此外，全球互联网发展期正值日本泡沫破裂期，日本错失互联网发展机遇。同时，日本具备优势的高端车市场规模持续萎缩；（3）僵尸企业及服务型企业生产率降低，服务型企业占GDP比重超70%，但其生产率有所降低。低效金融体系与财*救助下，僵尸企业数量增加；（4）少子化：劳动力数量减少、价格抬升。产业开始对发展中国家转移，国内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5）公共设施建设与城市均匀发展造成人口逆流：90年代日本投资超万亿日元开展公共设施建设。城市均匀发展策略下，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资金投入合计远高于大型城市。具备完善基础设施的中小城市吸引了大城市人口回流。劳动力因此固定在了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中小城市。（6）消费税：为缩减财*赤字，年开征3%消费税，年提高到5%（年已达10%），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消费热情，内需疲软。
生产率降低的背景下，存款相较权益类资产更具吸引力。自年底（市场企稳后）至年，日本权益市场持续疲软，日经由年底点下跌至年底点，CAGR-5.3%。权益类市场持续下行致使普通居民更倾向于将储蓄存入银行。
2、小泉*府“从储蓄转向投资”的*策组合拳并未实现实质性转型
组合拳1：税收优惠：包括免纳税制、降低部分投资税率及建立养老第三支柱。年，小泉*府号召“从储蓄转向投资”实行证券税收优惠*策，推动个人金融资产由储蓄向权益类资产搬家：（1）扩大免纳税制（仅扣缴20%的税款即可完成征税的制度）在股息税中的适用范围，从年4月到年3月底适用10%的减税税率；（2）降低投资税率：年1月至年3月，股票投资信托利润分配税率降低10%；从年1月至年末，无论持有期长短，转让上市股票等收益的税率均降至10%；（3）养老金第三支柱：年10月，日本启动了养老金第三支柱：固定缴款养老金计划（iDeCo），居民收入存入iDeCo账户中免除税务。
组合拳2：投资者教育：核心在于纠正投资者对存款与储蓄的偏见。（1）年股市结构改革方案：明确“从储蓄到投资”的投资者教育问题；（2）年经济和财**策委员会《金融和资本市场竞争力提升计划》：提出“进一步加强金融经济教育，提高经济素养”。
*策组合拳成效有限。*策组合拳有一定的成效：居民持有权益类资产占比由年4%提升至年9%。但成效不明显：日本居民持有现金存款占比仍在持续提升，由年22%提升至年33%。权益类资产占比增长主要是债券及房地产资产占比降低所致。
（四）转折：经济回暖，年后第三支柱推升了居民理财热情
近25年金融资产占比提升，细分构成中保险与权益类资产占比提升。相较年，年居民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提升18个百分点。金融资产构成中保险及养老金占比增加5.1个百分点，权益类资产占比增加2.9个百分点。其背后原因繁复，综合来看，主要原因在于：
（1）企业部门复苏，居民失业率降低，经济触底复苏：受益于安倍经济学的宽松财*/货币*策、日元贬值及产业结构性改革等，企业部门复苏。居民部门虽持续疲软，但失业率大幅降低。年11月日本经济触底恢复。~年均保持经济正增长，平均增长率1.5%。（2）养老金第三支柱助推权益类、保险及养老金资产占比增长：年推出NISA计划，其以权益类资产核算；年iDeCo计划改革，资产规模增长，其计入养老金及保险核算。（3）股市持续上行激发居民投资热情：居民权益类资产规模变化与日经走势高度相关。股市持续上行推升权益类资产规模提升。股市持续上行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复苏，持续宽松的货币*策以及养老金第三支柱引导居民资金长期入市。
综合而言，除宏观经济因素外，养老金第三支柱是影响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重要原因。养老金第三支柱的核心在于为居民提供免除资本利得税（税率为20.%）及个税递延的渠道，其助推居民理财热情提升以及股市长牛。进一步的，股市长牛亦推升了居民理财热情。
1、第三支柱之一：NISA
NISA本质上是为投资权益类资产所设立的免税账户。20岁以上居民可开立一个NISA账户，在NISA账户进行投资获得的利息、分红、配息等资本利得免征20.%的资本利得税。此外，其他规定主要有：每年投资上限为万日元；每笔投资 免税期限为5年；可投资标的为：股票、ETFs、REITs及基金。
年通过NISA账户资产占权益类资产比重83%。截至年NISA账户数已达万户（同期日本劳动力人口万人）。NISA账户资产22.71万亿日元（较年CAGR+39.3%），NISA账户资产占权益类资产比重83%。现已成为居民权益类理财的主要形式。
2、第三支柱之二：iDeCo
iDeCo：缴费确定养老金。iDeCo是由参与者自行向国家养老金基金联合会缴纳缴费金，由联合会与金融机构签订契约，设计产品，并提供给参与者做选择， 再由金融机构进行管理的制度。iDeCo始创于年，并于年出现重大改革，参与者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公务员与家庭主妇。
iDeCo尚处起步阶段的原因：缴费上限低、并未展现出明显不可替代性。截至年8月，iDeCo参与数共计62万人，总资产规模1.4万亿日元。总体而言尚处于起步阶段。iDeCo资产规模远低于NISA的重要原因在于（1）其缴费上限低于NISA：NISA缴费上限为万日元，而自由职业者iDeCo缴费上限为81.6万日元、企业职员与公务员上限为14.4万日元、家庭主妇上限为27.6万日元。（2）相较NISA及养老金 支柱，第三支柱并未呈现明显的差异。
二、资产配置转型：动力在于房价企稳以及老年、富裕、继承人群体壮大
（一）储蓄向投资转向的效应不明显
现金占比持续增加，“从储蓄转向投资”的*策号召成效不显著。日本居民持有现金存款占比由年22%提升至年33%，同期权益类资产占比由6%提升至9%。资产规模 增速上，年至今现金存款与权益类资产规模CAGR均为+3.4%。现金存款 及相对规模稳健增长。
转型不成功的主要原因：
（1）权益市场长期不景气：自年底至年，日经由点下跌至点，CAGR-5.3%。权益市场吸引力较低。
（2）经济下行、终生雇佣制有所瓦解：原终生雇佣制下，日本居民收入确定性较高。但当前终生雇佣制有所瓦解，居民更倾向于储蓄以保障未来收入。但大部分大型企业仍未完全抛却终生雇佣制。经济下行下，大型企业减少正式工雇佣转而雇佣大量临时工。临时工人群体壮大，但由于就业无确定性，他们倾向于存款储蓄以应对风险。
（3）丧文化出现：“丧文化”并不天然存在于日本，在经济发展*金期日本青年呈现较强的生活积极性。但在经济下行及未来不确定下，“宅文化”、“丧文化”开始出现。这加剧了日本社会的保守性。
（4）资本利得税：股息、利息、分红、信托等投资收益需征收20.%投资收益所得税。较大程度上压低了居民理财欲望。
（5）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长期以来银行在日本金融体系中占据系统重要性，而存款储蓄是维持其系统重要性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银行容易支配其重要性地位，通过文化宣传、银企/银*合作等方式扩大储蓄规模。（二）房价企稳推升居民金融资产规模房价增速低于GDP增速，非金融资产占比降低。年4月至年2月，日本住宅均价CAGR+0.7%、房屋均价CAGR-0.41%。房价增速低于GDP增速。房地产是非金融资产的主要部分，非金融资产占居民总资产比重降低，金融资产对应增长。
（三）老年人成为权益类理财主力*
以NISA账户看居民权益类理财。由于NISA为权益类理财主要形式（年占比83%）、可排除大股东限售股等数据影响。
老年群体成为居民权益类理财的主力*，账户资金占比55%。年60岁以上人群NISA账户资金占比55%，而年65岁以上居民人口数占比26%。老年人群NISA账户资金占比远高于老年人口数量占比。
老年人理财资金主要来源于储蓄。据年日本金融厅调查显示老年群体NISA资金主要来源于储蓄存款（63%）及退休金（22%）。
老年人群成年于日本发展*金期，在年功序列制下老年人掌握更多社会财富。（1）当前老年群体成年于日本发展*金期：老年人群成年时期大多集中在~年间，正处日本发展*金期。青壮年时期工作积蓄较多，且在房地产等非金融资产开支更低。因此老年人群拥有更多的富余资金配置权益类资产。（2）年功序列制与终生雇佣制：日本过往形成以工作年限论资排辈的工作制度。老年人群普遍拥有更高薪资。终生雇佣制下，处于权力中心的老年人群拥有更多的时间及储蓄专注于个人资产配置。
（四）贫富差距拉大，富裕人群成为权益类资产重要增量
日本贫富差距有所拉大，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速高于均值。截至年，收入前10%人群持有收入份额占比为41.6%，相较年金融大改革提升8.61个百分点。~年收入高于万日元人数增长率高于其余收入水平人群增速。年以来贫富差距持续拉大。
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富裕人群资产配置渠道丰富、10年代企业部门发展。
（1）富裕人群资产增值渠道更多。社会生产率降低，普通居民难以从权益类理财投资中获得高收益。零利率货币*策下，存款利率接近于零。但富裕人群可通过海外资产配置等方式实现资产增值。
（2）10年代企业部门复苏，居民部门疲软：~年出口（+5.0%）及投资（+3.2%）年均增速高于消费（+0.4%）及住房（+0.0%）。企业部门复苏居民部门疲软，企业背后的高管、企业主资产增值速度或高于普通劳动者。
（3）长尾端终生雇佣制下“穷忙族群体壮大”：经济衰退、产业空心化加之终身雇佣制度，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大幅降低，企业招募正式工人数量减少，低薪酬的临时工群体迅速增加。此外，在经济下行环境下，正式员工收入大幅放缓，“穷忙族”群体壮大。
富裕及以上家庭数量增加是国内金融资产规模的重要增量。据日本金融广报中央委员会统计数据，年超富裕阶层户均持有金融资产（11.15亿日元）是大众阶层（0.16亿日元）的72倍。由于贫富差距拉大，富裕及以上家庭数量增加，其或成为金融资产规模扩张的重要增量。
富裕及以上家庭权益类资产占比远高于普通家庭。据日本银行调查统计局，年富裕人群持有权益类资产占比37%，远高于全日本平均水平（9%）。持有较多金融资产的富裕及以上家庭持有更多的权益类资产。因此，富裕及以上家庭是近年权益类资产增长的重要增量。
（五）老龄化加剧，继承人群体壮大
老龄化推升死亡人数，厚生劳动省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增长。据年日本人口普查数据，65岁以上居民人口数占比26%。严峻的老龄化推升死亡人数。年死亡人数达万人，较年增长16%。据厚生劳动省预测，年日本死亡人数将达万人，较年增长21%。
涉一亿日元以上资产继承人数量大幅增长。截至年涉一亿日元以上资产继承人数达15.1万人，较年增长18.9%。截至年7月3日，日本新冠疫情死亡人数达80.59万人，考虑到老年人死亡率相对较高，因此年后资产继承人数量或将大幅提升。
继承人数量增长催生权益类理财增长。（1）家族继承人在相对富裕的环境成长，更易受到优质教育，在权益类资产理财配置接受度更高。（2）一亿日元以上资产继承常涉及到家族信托等财富管理服务，财富管理服务相较居民理财更侧重于资产多元配置。资产继承人有望因此提升在基金等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
（六）大众阶层青壮年群体：中短期内难以实现资产配置转型
青壮年理财积极性不足的核心原因在于可用资金不足。20~50岁青壮年居民NISA账户资产占比27%（年18~44岁人口数占比32%）。据日本金融厅年调查显示，青壮年开设NISA账户积极性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可用资金不足（原因占比65%）。青壮年时期房地产配置及高生活开支压缩金融资产配置。
青壮年群体可用资金不足是系统性长期问题。主要在于经济衰退、房地产税及房价高企。成年于经济衰退期的80后青壮年群体难以获得社会财富。（1）青壮年成年时期多在年泡沫破裂之后。长期通货紧缩环境下，青壮年群体难以获得较高收入与资本增长（2）老龄化：老龄化社会下，青壮年赡养老人负担较重。（3）产业空心化与长期雇佣制：日本劳动力要素开支较高，在长期雇佣制压力下，部分日本企业将大量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动力供大于求，人均收入减速。（4）学徒制与年功序列制：企业员工薪酬与工作年限挂钩，新人员工入职后较长时间内均处于低薪酬的状态。
房地产税及高房价压缩剩余可支配收入。~年，日本住宅自有率基本维持在61%附近。即，高于1/3的日本家庭无自有住房。自有住房率低的原因有二：（1）房地产相关税费过高：购房时超过0万免税额的部分征收4%房地产购置税，拥有住房后每年征收房地产估价的1.4%固定资产税及0.3%城市规划税。（2）房价高企：以关东地区为例，剔除核心区极值后平均房价约为万日元/平方米（折合人民币约12万元）。
高房价及高房地产税压缩大众青壮年群体可支配收入，资产配置转型难度较高。以均价万日元/平方米计算购买平米房产需2亿日元。年度固定资产税及城市规划税合计万日元。年东京都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群体人均年薪酬收入万日元。仅年固定资产税及城市规划税便接近东京都青壮年群体人均年薪。大众阶层青壮年群体剩余可支配收入难以支持其资产配置转型。
大众青壮年群体资产配置转型需待经济复苏与结构转型。考虑到青壮年群体资产配置转型的背后是经济增速放缓、老龄化、产业转型失败、传统雇佣机制、高房价等系统性因素。年受疫情影响，GDP同比-4%。基于当前形势，我们认为大众青壮年群体资产配置转型时间窗口未至，其未来的机遇在于经济的复苏与结构转型。
三、当下格局：信托银行主导财富管理
（一）银行占据财富管理市场主导
金融体制、客户基础、网点数量是银行占据财富管理主导的原因。日本财富管理市场主体包括银行、证券公司、国际机构。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日本财富管理业研究报告》，与中国类似，日本财富管理业由商业银行占据主导。主要原因有：
（1）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形成了日本银行与企业间相互持股。主银行制度关系稳定。银行在公司治理、企业及个人融资中均起到重要作用。
（2）银行具备更广泛的客户基础。年三菱东京UFG银行、瑞穗银行和三井住友银行的个人账户数分别约为万个、万个和万个，法人账户分别约为50万家、10万家和12.8万家。富裕阶层和超富裕阶层在三家银行的账户持有率分别为55%、52%和48%。
（3）银行网点数量相对更多。以代表性的三菱UFJ银行、瑞穗银行和三井住友银行为例，截至年底三者的网点数分别为家，家和家。而野村证券、大和证券和SMBC日兴证券的分支机构数仅为家、家和家。
（4）混业经营下，大金融集团通过混合实体店进行低成本扩张。大型银行、信托与券商往往附属于统一金融集团，以共有实体店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由银行提供财富管理业务接口，降低成本实现业务扩张。如瑞穗集团成立了“OneMIZUHO”，集瑞穗银行、信托、瑞穗证券于一体，实现了银行、信托、证券的所有交易都可以进行的店铺。SMBC日兴证券与三井住友银行和SMBC日兴证券实现联营。
（二）银行：以信托银行为载体提供财富管理服务
信托银行：业务范围类似于国内私人银行、资产管理、信托等业务加总。普通银行主要开展“存款业务”、“借贷业务”、“汇兑业务”等银行业务。而信托银行是在“银行业务”之外开展“信托业务”和“并营业务”的银行。
日本银行主要通过信托银行开展财富管理业务。年日本*府允许信托公司兼营银行业务，在*策变革及经济发展下，当前日本信托业逐渐形成以信托银行为主的格局。截至年，日本主要有12家信托银行。这12家信托银行是当前日本财富管理市场的主要占有者。
信托受托余额接近居民金融资产总额。截至年底，信托受托余额合计万亿日元（约合79万亿人民币）。年底信托受托余额万亿日元，同期居民金融资产总额万亿日元。信托受托余额接近同期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原因在于日本企业财富管理需求较高。据MUFG，年企业受托管理资产占总受托资产的50%。
信托主要构成为金钱信托、养老金信托、投资信托与重新委托。
重新委托占比 ，投资信托占比稳定在20%，金钱信托规模萎缩。
（1）重新委托：再信托，进一步投资于其他信托的信托。规模 。规模占比稳健增长，由年28%提升至年36%。目前为占比 的信托种类。
（2）投资信托：概念包含类似于国内公募基金、REITS及部分投资于证券为主的私募基金。占比稳定在20%左右。规模增速与全行业信托规模增速基本一致，即占比总体稳定，年占比19%，年占比21%。
（3）金钱信托：类似于国内货币型基金。占比萎缩。年底总规模达万亿日元，占总信托规模11%。总体规模占比持续收缩，由5年26%降低至年11%。
（4）养老金信托：企业年金及第三支柱为主。 金额稳定。 值变化相对稳定，由年69万亿日元提升至年84万亿日元。占比规模较小，年占比6%。
（三）企业财富管理：*策是推动规模增长的重要因素
日本企业财富管理占比或近一半。以日本 的信托银行之一三菱UFJ信托银行为例，年公司财富管理占总财富管理规模比重为49%。
（1）主银行深度参与公司经营，涵盖资金筹措、信息提供、事业继承等服务。由于主银行制的存在，提供企业财富管理的银行多为公司对应的主银行。因此除传统个人领域中的金融服务、非金融服务外，向法人领域提供的金融服务有（1）资金筹措：主要提供合作方的介绍及各种资金筹措的支持等；（2）信息提供：主要提供介绍专家等人脉和提供事业相关的信息等；（3）事业继承：如制定事业继承计划、培养继承人的建议、本公司股份继承和财产分配的建议、债务保证和担保的处理以及死亡时退休金准备的提案等。
（2）经济改革侧重于“劫民济企”。泡沫破裂后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产业转型失败以及劳动力成本过高且流动性不足带来的企业成本过高。因此经济*策均长期侧重于“劫民济企”以帮助企业部门经济复苏。（1）在居民部门提高消费税（由年3%提升至年10%）、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的税率及征收力度。（2）在企业部门增加财*补助、降低企业税以刺激企业部门复苏。
企税个税剪刀差加大。年以来日本企业税与个人税收入差距快速扩大。年企税个税收入差距 达到11.6万亿日元。截至年企业税与个人税收入差距达9.67万亿日元。对比企业税征税门槛，日本*府对高收入人群征税较高，应纳税起征门槛较低。
剪刀差加大驱动高净值人群通过“藏富于企”进行避税。高净值人群财富增值多来源于企业股权增值，而“劫民济企”的*策更侧重于对高净值人群的征税。因此创富一代/创富二代开始倾向于通过降低分红、设立个人持股平台等方式“藏富于企”。
（3）长期雇佣制文化下，企业与劳动者形成利益共同体。长期雇佣制虽有瓦解，但其文化基础仍然存在。企业称为“会社”而劳动者称为“社员”，日本文化中两者几乎之间不存在对立关系，而是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因此于青壮年而言其不急于一时获得短期回报，而更注重于长期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亦等同于青壮年将自己的工资收入投资于企业内以期在长期获得回报。
（4）第二支柱中企业年金占信托总规模约6%，约占企业财富管理总规模11%。年以市值规模测算下企业年金规模合计75万亿日元，其中信托银行57万亿日元，人寿保险公司17万亿日元。企业年金总规模占信托规模5.7%。以50%的企业财富管理规模假设下，企业年金占企业财富管理总规模11.4%。
（四）财富管理国际化布局加快
对外投资增速高于GDP增速，海外投资需求推动财富管理国际化布局。年以来，由于权益市场长期不景气，海外资产配置成为财富增值的重要方式。日本对外投资增速均远高于GDP增速。据《日本财富管理业报告》，超富裕阶层有61%的客户持有海外资产。海外投资需求推动财富管理业向国际化布局。目前财富管理业布局方式主要包括横向整合外资机构及开设境外分支机构。
由于文化差异、国际风险等因素，境外商业银行在日本呈现“进入—撤出—再进入”的情况。当前财富管理业务以境内银行为主。境外银行由于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呈现进入—撤出—再进入的情况。花旗银行、UBS、汇丰银行、瑞士信贷等在打入市场后均出现阶段性退出日本市场、而后重新进入的情况。由于文化、国际风险等因素，境外银行在日本市场份额不高。
与外资机构达成合作成为行业趋势，并购或与外资机构成立联营公司提升财富管理综合实力。（1）MUFG集团：年收购三菱UFJ美林证券来加强国际化PB业务。其于年更名为三菱UFJ摩根士丹利证券；在年宣布将三菱UFJ摩根士丹利PB证券并入三菱UFJ摩根士丹利证券。合并后，集团在财富管理业务上形成了一站式财富管理平台。（2）三井住友银行：收购法国兴业银行日本私人银行，并于年更名为SMBC信托银行。三井住友信托控股有限公司与瑞银集团共同建立了瑞银SuMiTRUST财富咨询服务。（3）野村证券：年9月收购朱利叶斯·贝尔，并将其更名为朱利叶斯·贝尔·野村财富管理。
（五）遗产税修订提升财富管理社会